Richard Falk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國際法律米爾班克名譽教授和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全球及國際研究傑出客座教授，著作包括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Third World: Reshaping Justice (Routledge, 2008)。本文原文為英文，載於半島電視英文網站，由ahchoii翻譯。原文見http://english.aljazeera.net /indepth/opinion/2011/03/201131691422585897.html
在對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後，曾經有一段短暫的時期，西方（尤其是美國）以為是美國的高科技加上驍勇善戰讓它打敗日本，令西方得以避免在日本國土上進行長時間的血腥戰爭。
這個有關廣島和長崎遭毁滅性政擊的官方故事一直受到無數有名的歷史學家挑戰。他們指出，在美國投下原子彈前，日本已向盟國表明準備投降。美國政府仍決定投下原子彈，是因為它要向蘇聯宣示它擁有超級武器，同時它相信在日本投下原子彈，有助美國建立在太平洋區的絶對優勢，令它無需在區內跟蘇聯分享勢力。
無論是否相信上述對歷史的解釋，沒有人會否認原子彈帶來的恐怖災難，以及投下原子彈這行為本身的不道德（indecent）。
向兩個人口密集和沒有防衛的城市投擲原子彈，至今仍是人類歷史上，由國家進行的最嚴重的一次恐怖行為。如果這恐怖行為是由二次大戰的戰敗國所犯，行兇者必然已經受到審訊和懲罰，而相關的武器則被永遠禁止使用。
歷史總是讓大型戰爭的勝利者享有依照他們的願望來塑造未來的巨大權利，有時帶來的是較好的未來，但通常是較壞的未來。
既得利益者的核彈頭
在原子彈的攻擊下，廣島和長崎這兩個軍事上本來並不重要的城市固然面目全非，它們週圍廣泛地區的居民也受到致命劑量的輻射影響，隨後幾十年不斷受到死亡、疾病、嚴重憂慮和生育缺陷困擾。
除了這些直接影響外，這樣的科技很明顯會改變戰爭和勢力的外貎。除非這科技在這行星上消失，美國以外的國家必定會堅持要擁有同樣的武器。事實上，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五個永久成員國是最先發展和擁有核武器的五個國家，之後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和北韓也相繼製造了它們自己的核彈頭。
同樣，各國不斷不惜工本地改善科技，現在導向飛彈長程負載的核彈頭的威力，是投下在日本的原始原子彈的威力的數百倍。
美國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後，政治領袖和很多享有道德權威的人物都紛紛對人類未來表示擔憂。
西方的政治家認為，為防止未來的戰爭毁滅工業文化，必須限制和裁減核武。科學家和其他人則用末日的語言談論未來。各國都瀰漫著「不是烏托邦就是．．．」的氣氛，意思是除非很快出現一種全新的管治方式，人類和地球的未來都將是一場災難。
有關「威攝」
但好戰的現實主義者最終取得上風；他們警告說不能信任「他人」(the other)，堅持「寧死也不要變紅」，而且堅稱只有勢均力敵，才能防止戰爭和災難，正如過去一樣。
在核子時代，新的勢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被稱為「威攝」」，而它進一步演化為一種危險的半合作式的軍事姿態，叫做「互相確保毁滅」(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其簡稱MAD也許是對這軍事姿態更清醒的描述。
往後，人們從廣島和長崎的災難學到的主要教訓是：正常化核子武器、忘記過去和希望未來會更好。
同一批現實主義者（其中John Mearsheimer也許是其中比較突出的一個）甚至稱讚核武是「和平的守護者」。他們認為，正因為有核武，美蘇對峙才沒有帶來第三次世界大戰。
上世紀九十年代蘇聯解體後，我們又看到這種在核武問題上自鳴得意的想法。雖然有人建議趁這機會消滅核武，但這建議遭到拒絶。有可靠報導更指美國政府利用外交影響力，阻止俄國裁減核武，因為如果俄國裁減核武而美國不，美國在後威攝和後冷戰年代仍死守「核主義」的程度就不免讓人感到尷尬。
事實上美國仍然守著核主義。這方面美國兩個主要政黨沒有分別，而其他核武國家的領袖和公民在不同程度也是如此。另一方面，他們參加的防核武擴散組織卻虛偽地將大部份想擁有自己的核武的國家（以色列明顯地是一個例外）看成為罪犯，該組織有權對這些國家實施軍事干預。
浮士德式的交易
這裡有一個可以應用於今日的教訓：原子彈攻擊帶來的震撼慢慢減退，人們的生活日漸回復正常；換句話說，下一輪更大規模的死亡和毁滅的條件正在蘊釀。
在災難的主體受到當今的政治蒙蔽時，上述規律更為突出。今日的政治令投下原子彈的行為的不道德和罪責變得含糊不清。今日的政治也不會理會，跟軍事體制結合的是追逐擴大硬權力的統治力量；這些專業軍事主義者則得到他們在科學界的受薪幹部、國防知識分子和依靠武器建立他們的事業的官僚的擁護；為了利潤，私人部門也以不同方式鞏固這個結構。
所有這些製造下一輪死亡和毁滅的條件都適用於買賣武器的生意。
除此以外，還有向非核武國家推銷的令人難以置信的浮士德式的交易——以放棄核武來換取獲得核能「好處」的不受限制的「准許證」。與此同時，核武國家一面互相使眼色，一面談判聲名狼藉的不擴散條約（1963），承諾真誠地推動裁減核武以至全面銷毀核武。
儘管先後發生了悲慘的三哩島災難（1979）和切爾諾貝爾災難（1986），浮士德交易中壞的那一半還是實現了，而好的那一半（銷毀核武）則連一個並非真心真意的建議或談判也沒有。相反，各國都不負責任的同意只偶然進行管理上的修補，並稱之為「軍備控制」，目的是緩和美國和蘇聯（現在是俄國）間競逐核武帶來的不穏定局勢。
2010年底，美國參議院仍未通過批准簽訂新的「戰略武器裁減條約」——最新一輪假稱是步向裁軍和非核化的所謂「軍備控制」——但美國總統已答允增加撥款800億美元發展核武。由此可見核武競賽仍然存在。
軍備控制本身沒有錯。也許它能減少風險和成本，但那不等同於裁減軍備，也不應給當作「裁減軍備」那樣表述。
歷史、政治和經濟脈絡下的交易
要了解還在發展中的日本的巨大悲劇，並且及早討論這場悲劇對未來的相關政策的影響，就必須知道上述的背景。
這場超乎尋常的災難源於一場人類未能預見和控制的自然事件。一次前所未見的高達8.9級的難以想像的大地震帶來30呎高的兇猛海嘯，難以置信地席捲日本北部仙台區至內陸六公里的範圍。
要計算這場災難造成的傷亡人數、財產損失以至整體上的損失仍然太早，但我們所知已足以讓我們意識到這場災難造成的巨大衝擊，是永遠刻在人類集體想像中的一次恐怖事件。這可能也是因為我們有對災難的「真相一刻」(moment of truth) 的實時錄影，以致這場災難成為歷史上擁有最多影像記錄的大事件。
但這場為人類帶來重大苦難的自然災害卻因為涉及核子而變得更深重，影響有多深遠現在還是未知之數，但人們越來越深深地感知到未來的凶險，尤其是平靜地向公眾作出安全保證的日本核能公司的安全記錄不無污點，而政治領袖──包括菅直人──想避免日本公眾從現在的災後創傷狀態轉變成全面恐慌的狀態也是可以理解的。
公眾早已不相信日本核工業，尤其是因為核能公司在日本2007年一次地震後，就地震對核電廠造成的影響向公眾作出假的安全保證和隠暪真相，甚至就當時和其他數次地震後反應堆所受的破壞說謊。
我們要明白，現代工業社會的弱點會加重大自然的極端狀況帶來的傷害。
毫無疑問，大地震和海嘯集合的力量是造成重大破壞和傷害的原因，但其整體影響卻因為日本接受浮士德式的核能交易而幾何級數地增加。客觀評估下的核能風險，事實上多年前已廣為人知。
不論是在墨西哥灣、福島還是華爾街，聲稱風險極輕微的人都是些貪婪的追逐利潤的人。一旦發生災難，他們就將責任推卸到受害者身上。這事實令我在沉思人類未來時不禁顫抖。
這種掠奪性質的力量(predatory power)正日益壯大，因為他們勾結了大多數政治家，讓這些政治家跟他們合謀。同時，他們在傳媒中有企業化的盟友，每天以大量錯誤和不實的資訊誤導世界各地的公眾。
控制「無情的核科技」(the "unforgiving:)
有關方面聲稱日本民眾受到的健康威脅輕微，因為輻射給控制在可接受的污染水平，但事實上日本現時面對的核危機遠比民眾聽到的遠為凶險。
官方持續擴大撤退的範圍，由福島第一核電站六個反應堆週圍的3公里擴大到10公里，最近又擴大到18公里，再加上要求區內所有人無限期留在室內和關緊門窗。我們也許可以從中掌握到有關正在擴大的危機比較可信的資訊。
我們希望和祈禱福島第一核電站反應堆的四次爆炸不會再引發爆炸或導致一個或更多反應堆熔毁。
即使不發生反應堆熔毁的事，由於要防止沸騰的水令反應堆堆芯不受控制的壓力累積，核電廠肯定得釋放高度有毒的蒸汽。此舉和廠內儲存的用過的燃料棒都可能令風險和惡果擴散。
這個政策上的兩難變成了一個現實中的惡夢：要麼讓熱力上升和面對反應堆熔毁的高度可能，要麼釋放蒸汽但同時讓附近以至更遠的大量的人口受到輻射影響。風如果向南面吹，蒸汽會吹向東京，如果吹向西面則會影響日本北部或者韓國。
第一、第二和第三號反應堆正面臨溶毁的威脅；第四、第五和第六號反應堆關閉後，用過的燃料棒則可能因被火燃燒而釋放帶有輻射的蒸汽。
我們知道，單在亞洲就有3000座新的反應堆正在興建中或已計劃並且已得到批准興建。
我們知道，過去幾年有人將核能說成是解決未來的能源需求的主要能源之一。他們說核能可以幫助各國面對「石油高峰」的挑戰和應付全球暖化，因為使用核能可以減少碳的排放。
我們還知道，核能工業會爭辯說他們未來會懂得建造更安全的反應堆；像給日本仙台帶來浩劫的那樣「不可能的」事也將不能摧毀這些反應堆。與此同時，他們也會游說人們購買幫助他們避開這種風險的保險計劃。
一些批評日本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核能設施的人說，福島的反應堆四十多年前建造，所以很容易發生危險，早應關閉。
儘管從1945年原子彈落下那一刻起，我們就知道，這科技是如此無情和致命，要人類機構長期管理它並確保它安全是不可能的，即使管理這些機構的人員盡忠職守也是不可能的，而事實上這些機構的管理稱不上是負責的。但是我們知道，有人會繼續向各國政府施加壓力，要它們進行新一輪的浮士德式的交易。
堅持原有方向？
仙台災難觸目的影像提醒我們，人類會犯錯會有過失，堅持原有方向是愚蠢的，但我們更不要輕率地以為全球精英會改變方向。
我們不能期望可以控制大自然野蠻的變化；事實上，因為我們拒絶為減少碳排放採取負責任的措施，大自然的野蠻變化已經加劇了。但如果我們有足夠的意志，我們可以審慎地訂下尺度，並學習在這尺度下生活，即使這表示我們物質上不會很富裕和我們得以跟現在不同的方式生活。
不能認真地將預防原則作為社會規劃的指引，是威脅我們未來一切的正在聚集的黑雲。
我們熱切祝願仙台的災難不會惡化，但我們也希望災難發出的警號會喚醒足夠的人，讓他們明白到這條走向超高現代化的道路的危險，從而建立制約增長的政治，挑戰現行不受制約的增長的政治。
要面對這挑戰，必須先放棄新自由主義的世界觀，毫不妥協地堅持經濟不應以利潤和資本效益為本，而應以需要和人為本。
倡議走這樣一條路無疑像投注在勝算極微的機會上，但堅持核發展（不論是發展核武還是核能）的致命的烏托邦現實主義，又何嘗不是勝算極微呢？
這就是仙台災難給我們每個人的教訓！但仙台災難是否真的會成為一個教訓呢？
